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文/陆承
午后的雨静悄悄地下着，年少的飞翔在宽大的操场里漫步。多少年后，我开始回忆过往的尘埃，不由得要将内心的窒息缓慢地捂住，怕这是一种暗淡的光芒，瞬间会从我的身体里消失。仿佛是那维持着生命片段的灵气，让内心的心跳与茫然一起在安静的滴落中抒写单调的篇章。
1997年，我12岁。开始读《狂人日记》。读后，在很长的时间里我总觉得我的身后是一条饿了的大狗。这或许与我沧桑的伤痛有关。我在前一个冬天沾染了漫长的疾病，在黑夜的缝隙里，我能看到幼小的恐惧与慌乱在冰凌花中闪现。于是，在雪花飘舞的时空里，我开始想象。开始想我可能遗失的诗句。我知道了写完一句之后要划一道斜杠，我曾在一个夏日炎炎的时刻，村落的青草上出现着疲惫，我带着一个
小巧的精致的笔记本，拿着一支崭新的钢笔，我单薄的衬衣也暴露着少有的光芒。我来到了位于铁道别的小山头，这里有来来往往的人，这里的奔走或许会捎去我幼稚的梦想。
在1995，或者更前，我总在一个模糊的影象里醒来，又睡过去。那是关于血缘的另一种追忆，也是在荒芜的青春里唯一可以铭刻的传奇。1993，我9岁。我时常觉得母亲离我越来越远，我在父亲疏远的胡须中落寞，我要写，我要写下这些沉重的文字，然后，我将离开。这是本能在生命的每一时段都将涌现的命运。那时，我看父亲早年订阅的《语文报》，上面有关于冰心小时候尝试写作的典故，说她不过写一些刀剑拥立，人群熙熙攘攘。
1995年，我上五年级。我竟然没觉得我将要完完整整地失去我的童年时光。那时，我住在村里的小学校里，对门的李家姊妹一直是我的玩伴。姐姐兰和我是同学，妹妹萍要比我们低大概两年吧。我们可
能还有过玩过家家的经历。在学校操场边的水泥地上，或许是当时学校背后那边长满了白杨树的树林，那里可能有着蛇，蝴蝶和编撰的故事。那时候，每当母亲带着某些抱怨的声音呼唤我的时候，我正和她们正在学校教室背后的台子上玩着游戏，大多会是吃石子。偶尔也拨弄下陈旧的洋画片。而我一边答应着母亲，从蹲着的状态站起来，一边对她们，或她，低着声说，等咯，我就来了。
在1989到1995年的时光里，我目睹了妹妹从睡在我身边眯着眼的婴儿状态爪尖长大，成了陪伴在在我左右的符号。她小时候的甜美，那种调皮，至今我也无法忘怀，我想再也没有那个小女孩会如我妹妹小时候那般可爱了。即使是在一次出外的路途中，漫长的行程使我注视起旁边一个在强大的父亲身上骑上骑下的小女孩，因为她的活跃，使那次不大愉快的旅途带上些缓和的色彩，但当回望的目光转移到茫茫人群，我已经开始淡忘
我所怀念的单纯。当我10岁的时候，妹妹5岁。当我9岁的时候，妹妹4岁。我4岁的妹妹非常调皮，但现在想来总让人有无限的幸福，而当时却有些烦恼。在我们的身体接触时，并不是我一直占上风。有一次，她尖锐的指甲划过我的额头，留下了很明显的痕迹，而那种隐约的痛也让我对她有着淡淡的厌烦。
2007年，我23，师范大学毕业。我的妹妹18岁，我18岁的妹妹学习不好，才上高二。我多么希望可以到她上学的高中任教，我多么希望可以在她剩余的高中岁月里弥补我过往的怠慢，我多么想让我的妹妹在她多愁的岁月中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希冀。而我不能，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教师都是不可能的。而我，只能在凌乱的文字中叉入这炙烈的感伤。
我的妹妹后来经常会对我说在1995年的一件事。如同往常的饭后，我迅速地摆脱着规范的约束。来不及母亲拦住，我已经从小小的屋子的门槛上跳了出去。妹妹穿着黄色毛衫，还有黑色的小小健美裤。当现在从照片中看她当时的装束，总感叹当时怎么没好好地欣赏呢。呵呵。小妹妹也赶紧抹了嘴，说，哥哥，把我领上。我似乎和往常一样，不理会她。而在屋里收拾碗筷的父亲发话了：把娃领上。尽管如此，我还是蹦着跳着，快速的跑开了。
傍晚的校园里，余辉扫射着干净的土地。道路旁边，树木上光洁的树叶在微微的风中发出细微的声响。而往操场里边走去，尚有不少的学生在那里嬉戏着。篮球，铁环，沙包。或许是我久远的记忆模拟了更多的场景。而我更多的看到了一个身材不怎么矫捷的人在缓慢的跑上升国旗的铁杆。他每一点的往上，都伴随着兰色铁杆单薄处的摇晃。而在国旗栏杆的周围，是每周负责升国旗的值日生。其中一个是村里首富，一家养牛专业户的孙子，我们当时起的外号叫“公牛”。由于他的疏忽，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升国旗在绳索在栏杆的顶端被卡住了，国旗取不下来了。而那个爬上去取国旗的人，是村里一个很老实的人，当时应该比我要高两级。据说他之所以爬上去干这么危险的事情，一方面是“公牛”的某些霸道，另外是公牛说要给5块钱。总之，那个爬上了国旗栏杆顶端的人，那个有着羊角风的患者，那个叫大刚的男人，在他的弟弟已经结婚两年的今日，每当村子里人家需要帮衬的，他总是穿梭在其中。依旧保持着友善的问候，只是僵硬的面容里有了太多的内容。
即使在现在，回想那具有某种梦寐的色彩的场面，会让人不仅有些后怕。假如大刚从那高耸的旗杆的细小的顶端掉下来的话，那将是怎样？血，很大的血会从他的身体里留出来，弥漫到整个操场，那时肯定会有尖叫，哭泣，还有深夜里的恐怖。还好，这一切都这样平淡地过去，只是在我记述的文字里带上了简单的心理恐惧。
所以，我的妹妹，我想，那次我拒绝了你，无意中是对的。
1997年的2月，邓小平逝世。晚上在家吃饭的时候，邻居家的老伯说，她在镇上中学读书的女儿也回来看电视直播了。那时，我已经病了大半年了，我已经离开校园很长时日了。我所作的大概就剩下阅读。
阅读家里所有的书籍，80年代的《家庭》，封面上恬静的女子，一些包含着社会众多场景的文字。我至今还记得是一篇关于某一年几个博士集体征婚的文章，其中还有一句诗，是借鉴了鲁迅的，说“忍看朋辈成双对，怒向花从觅女友。”飘远的《参考消息》，我从另外的视角知道了一些类似于传闻的东西，只可惜留在脑海中的都模糊，成为沙尘。还有一些文摘类的报纸，而与现在回忆对比，那些文摘性质的报纸所记录的时代印记，与时下的崩溃和喧哗倒有些相似之处。而我看的最多的是那些党的读物。从小学开始的大量的阅读里，深埋下的教化，使我直到大学的最后片刻，才使我对之前所受的16年教育有所醒悟。而在那一年里，我将父亲进修大专政教专业的教材看了大部分。我想，有些内容，怕要比只是走形式的父亲要了解的多了。呵呵。现在所记得是有两本。一本是《
tag.php?name=%E5%9B%BD%E9%99%85" onclick="
tagshow(event)" class="t_
tag">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看了后，明白了共产主义运动到现在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尽管现在有挫折，但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肯定的。另外一本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呵呵。这些内容是我在上初中之前就已经了解的。就像我最近对妹妹说一些高中课程的学习时，我说我历史学的好是因为小学基本读了后来高中所要学习历史的大部分范围的书籍。
可能正是由于对共产党的这种潜移默化的追随，以至于在我上高中都闹了好些笑话。我上高中的时候，正是当时兰州李氏黑社会集团猖獗的时候。当有人对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我首先笑了，而别人惊讶我为什么笑，我淡淡的说：社会主义那有黑社会呀。
——
1998年，我从初一转向了初二。尽管当时成绩还不至于太差，我一直是班上的第二名，无论怎么努力，都成为不了第一名。这让我的父母略微有些不满，而他们以为然的把我学习上的不足归咎于我的文学创作。事实上，从小时候的阅读养成的趣味，直到我在上大学以前，我应该算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在文学上的热爱，这一阶段里，初二的时候最为明显吧。我不止一次的投稿。我很清楚的记得那时候发平信的邮票从两毛五涨到了五毛，而从五毛涨到八毛，则是高中以后的事了，而从八毛涨到一块二则是近几个月才有的事情。当我不止一次的走进镇上那个略显品质的邮局时，那里面的一位大哥总会问我：你怎么老发信呀。我支吾着，把信放到信箱里，赶紧离去。
1998年的暑假，我依然写作，将一些不带平仄的词语组合起来。构成虚伪的古诗行列。我一直搞不懂平仄，以及语韵上面的一些东西。尽管后来我上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尽管这些东西也有涉猎，但我还是不懂。我知道，这不懂早在1997年我翻阅相关的书籍时就已经确定了。王力对古诗的音律解读，我没读懂。对于平仄等的解释我没理解，所以，在这之后，相关的知识领域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空白。但我依然把对文学的眷顾写进去，我肯定我当时的某些诗句是我现在也写不出来的。所以，我只在我初二的某些时间里写一些类似古代的句子。最多的时候，是在我初二暑假的时候。
那时候我经常一个扛着锄头去包谷地里耙地。青纱帐里，我并没有郭小川那般宏大的热情，我只是在累的时候，把锄头靠在包谷上，而我坐下来，坐在土地上，看土地上活动的虫子，扯些包谷的叶子，看这些绿在我的身边蔓延。或者在极度闷热之后的一阵清风，那才是一种真正的铭记。看天上湛蓝的宇宙，或者有飞过去的飞机，有喷气式的，在留过的云后烙上两道有些像小孩子划的平行线。还有一种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大概有时候会喷些什么东西，什么呢，我也不清楚。再或者是一种常规的演练吧。
有一天的时候，父亲从学校带回来一张《兰州晨报》。那时候的晨报创办不久吧。还没有如今日这般的粗俗。而能大能怎样的高雅，我就说不出来了。只是在每一期都有个类似讲故事的版块，说某个人的不一般的经历。
这一张报纸是在说一个叫宋静茹的高二理科生在一个作文大赛中获奖，直接上了一个名牌大学的中文系。这个作文大赛叫做“新概念作文大赛”。这个大赛在我看来可以算是语文这一学科的奥赛，而我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年头也有幸入微。
我已经记不清报纸所描述的内容，大概是说一个从小被外婆带大的小女孩的成长经历，这中间有苹果，有疏远的父母，也有些须文革的阴暗。我真记不得了，即使我现在可以百度，可以搜索，但我不想去破坏我懵懂的记忆。我的父母大概对我说，你要是写的如她那样该多好呀。
1998年，我的表姐第一次参加高考。理科，450。被一个合并入中南大学的大专录取，薄薄的录取书，不怎么鲜艳的颜色。但她选择了复读。
我应该是在1998年知道了新概念作文大赛。但我尚还不知道参加这个作文大赛是要买一本叫作《萌芽》的杂志。在我的初中时代，小镇子还不如今日这般繁华，只有一个退休老教师开的一个书店，叫教育书店。而关于这个书店，在我一篇《风景》的文字中已经做了详尽的描述。在1998年，我知道了新概念作文大赛。1998年，我只知道兰州的《中学生导报》，那个导字不知道用的谁写的字，看上去像遵，我很多次的揣摩《中学生导报》的风格，也不止一次地投向《中学生导报》，在农民巷的《中学生导报》。我甚至梦见自己的文字变成了铅字，在《中学生导报》上，但没有，一直没有，直到我离开那个镇子。
1999年的秋天，我离开了镇中学。这次离开并不是升学，而是转学。我转到了县城最好的初中的最好的毕业班。班主任姓李，叫李老师，披肩发，一年四季都是长长的，厚厚的裙子，很浓的香水。但这并不能消解学生对她的恐惧。她时常会抡起臂膀指向任何一个可能的对象。而我所受得的不过是在一个夜自习的漫长战栗中，在全班86个人面前清淡的指责。在那个面朝着学校广播的通铺宿舍里，每天早上都会有强劲的音乐响起。我在那时知道了罗大佑，《你的样子》，那句“孤独的孩子——”我还知道了海子，在一个略显粗糙的杂志上，我读到了海子，一个15岁离开家乡进入北大，夭折的天才。是的，1999，我15岁，知道了15岁的海子所遭受的湖水。然而初中最后时代的阴影，总像远去的村庄，让我有无限的怀念，也有着无限的困惑。我无法理解当时，当时的环境，那些在我周围瞬间聚合又离去的朋友，那些一直绵延的情绪。无论怎样，我离1999已经远去。1999，许多大街上出现了很多人，但很快他们就散去了。我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对我来说，一个时代结束了，青春短暂的阵痛结束了。
在我的1999，我已经离文学远去。
2000，我进入了家乡县城的第一中学，两边是威严的石狮子，类似某个大学校门上是某个大领导的题字。和我同姓，于是，每当报名或家长会的时刻，那些我的父辈们，带着乡野的嗓音说，看我们亲方题的字。学校里高大的槐树下，停靠着庞大的自行车。再往里走，是旧的教学楼，后来成为专门的办公楼，再往前走，是崭新的教学楼。当然现在也应该有些年头了。感到奇怪的是，当我到兰州的另一个县的一中去参加招聘老师的考试时，我恍惚间感觉进入到了家乡的一中，尤其是他那的新教学楼与实验楼的格局，简直太像了。难道大多数一中都是这个样子，呵呵。在教学区后边，操场，主席台，已经有相当规模的学生宿舍楼。
我的高中时代，竟然在记忆里显得如此仓促。我从没如此强烈地要赶快结束一种生活的冲动。这可能与我的学习有关吧。高一时的散漫对我的以后产生了致命的影响，要不本来我会义不反顾的选择理科，我从来没想过以后会过多地从事文科之类的事情，我顶多是个文学爱好者。
于是，我的学业在文科班有所回升，于是，我全部的命运与庄严都铭刻在了那几个简单的高考分数上来了。
于是，我到了师大。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吃饭大学。这个据说有个诗歌传统的大学，而这一点，在我漫长的大学历程中，是从没有过的。
2003年，我又重新和文学走到了一起。因为我进的是中文系。
2003年的秋季，我第一次见到了《萌芽》。第一次见到了可以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通行证。即使是在我上高中的县城，小小的县城里，我竟然从没见过一本《萌芽》杂志，而此刻，突然之间的感伤，我见到了《萌芽》。而此刻，我19，距离1998已经5年了。
2004年，我开始写诗。或者在2003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一些分行的文字。但我始终认为我写的真正的第一首诗是在2004年。那年，我留着属于诗歌的发型，穿着兰色的T恤。在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做《海德格尔哲学之起点》的讲座上第一个发问，关于海德格尔常用的那句话：诗意的安居，关于写这句诗的诗人，那个发疯的诗人荷尔德林，问关于眷顾荷尔德林的诗人，自杀了的海子。我罗列着，等待着，看见哲学教授在我的慌乱中显示着的稳健和柔和，以及深刻的哲学理念。2004，我写了《二零零四》，那是一次漫长的，带着神灵的黑夜旅行。我一个人在扭转的台灯下，周围暗着，惟有我亮着。2004，梦一样的数字，2004，我纯粹的诗歌记忆。我终于可以在一个可以抵达的角落接近我的王，我在校园的街道上不住的望着旁边树木的叶子，脑海里不停的出现那些莫名的声音与图象。2004，我最后一次真正接近死亡。就像1997的前夜，我在病痛中睡过去，又醒来，在梦幻中真切地听到了母亲的哭泣。2004，我的《二零零四》上写着：献给母亲。
2004年，我上一届的同学帅泽兵，这个来自潇湘之地的游子，有着南方的敏锐和胆识，他在这一年凭借他系列散文《从南方来到西北》之《车过西安》获得第六届新概念作文大赛C组的二等奖。
2005年，当我在孤僻与写作中独自行进的时候，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他，加了他的QQ。他说他叫帅泽兵，问我是谁？我说，这是网络，你不认识我。
2006年的4月，他即将离去，我们在师大附近的酒吧喝酒。间歇，我和与他一同前来的同学谈论海子，那时，我们离黄河很近。
2006年11月我借住在一个古朴而安静的居所。那里有太多和谐的风，阅读着生命中和缓的文字，写一些平淡的感悟。除了哪个略带刻薄的楼管，我在2006年的冬天过得像一个富裕的地主。只到有一天，我翻看着《萌芽》上那些哀愁的文字，我想到我写的梦游般的纠缠，我想或许我可以来弥补一下长久以来的梦幻。
2007年3月，我收到了入微奖的获奖证书。宽大的，而带着古典品位的，摸上去很舒服的纸。
2007年4月，《青年文学》的唐朝晖老师给我打电话，说看到我入微了，问我可不可以找些稿子，要编一本书。
2007年8月，《盛开》收到，稿费380。
2007年9月，我又一次来到师大，在附近租了房子，开始某种流浪生涯。在书店，在《萌芽》在中间看到了一则声明：《盛开》不属于《萌芽》授权。呵呵。
当我正在缓慢的结束学生时代的时候，我又开始萌发一个物质的想法。我要培养我爱好文学的学生，让我的学生在这个大赛中有所作为。毕竟，在西北，在甘肃，在兰州，这个本属于中学生的大赛中，并没有几个人能崭露头角。
而此刻，2009年9月15日，一般中学已经开学两周。而我依然在本不属于我的大学周围流浪。
这个世道，连做教师都成为一种奢侈。并不是说我要有怎样好的选择。我的大部分同学都回原籍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回他们县一中了。睡在我脚对面的兄弟签到他们县教育局了而他下铺的兄弟回浙江老家了。而我呢，却回不到自己的家乡。
而我呢，正在此地徘徊。
2006年9月13日，我开始在位于龚家湾的兰州九中实习。短暂的，充实的，劳累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和我的同学们扮演着教师的角色。在那时候，我就已经不能讲诗，不能讲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现在如此狼狈，更加不可能，我想，对我而言，在一个并不宽敞的教室里，有黑板，粉笔，以及比我年少的少男少女们，而我在平和的光线里给他们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已经成为又一个不可企及的物质理想了。
2006年的秋季，太阳高照着，在我所带的初一班级里有个小女生的作文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她的作文批语中我写到：当写的数量对你已经不成问题的时候，你应该慢下来，写得更少。与我同带这个班的另一位女同学却质疑我如此评语的实效性。呵呵。而对于那个小女生安静而略带羞涩的描述，她的目光很准，这点我做不到。我只是觉得我所带的那个小女生仿佛如同幼年的我，在漫长的疾病之后，重新进入学校的时候，作文中显示出的明锐和丰富。我第一次写到：光阴似蒹，岁月如梭。
那是1997年。
现在是1997年。
睡在下铺的兄弟发短信给我：明天讲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怎么讲。
我回复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